人大副校长刘元春:快速提升内需,不必担心通胀

谢江珊
2020-06-30 01:58:51
刘元春预测,疫情影响叠加翘尾因素,CPI将在三季度跌破2,回“1”时代,“甚至更低”:“从下一步CPI的变化趋势来看,我国货币政策的空间会进一步扩大,快速提升有效需求的要求非常迫切。”

通胀向左,通缩向右。疫情冲击之下,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如何?

6月27日,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坦言,目前全球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疫情冲击整个生产体系,致供给端和需求端均出现诸多问题,“疫情期间,出现价格紊乱是必然的,一些防疫物资价格飞涨”;但另一方面,常用性的特别是与疫情防控无关的相关产业则出现低迷,“疫情相对稳定之后,全球将出现有效需求进一步不足的现象。在后疫情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全球价格低迷将会成为常态”。

刘元春预测,疫情影响叠加翘尾因素,CPI将在三季度跌破2,回“1”时代,“甚至更低”:“从下一步CPI的变化趋势来看,我国货币政策的空间会进一步扩大,快速提升有效需求的要求非常迫切。”刘元春举例,这些年,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采取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,但通胀率一直未达2%的目标水平,“未来一段时期,在实体经济收益率预期下降、未来不确定性高企的情况下,中国不必过多担心通胀”。

近日召开的央行二季度例会佐证了刘元春的判断。

与一季度例会相比,6月24日召开的二季度例会删除了“控通胀”的目标。一季度例会提出,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,平衡好稳增长、防风险、控通胀的关系。二季度例会则表示,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,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。

将“控通胀”从目标中删除,主要因为CPI回落。数据显示,1月、2月CPI处在5%以上的高位,但5月份已回落至2.4%,通胀压力有所缓解。


刘元春

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,经济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,国务院特聘专家、国家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,国家新世纪人才。

主要研究领域为:开放宏观经济学,如汇率政策、货币体系、贸易不平衡等问题;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分析;中国经济增长。

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经济研究》《世界经济》《管理世界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求是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,出版专著10本,获得“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”“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” 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奖”等奖项20多项。

亟须重视有效需求不足

时代周报:国内疫情平稳后,未来通胀或通缩的争议颇大,你的观点是什么? 

刘元春:为什么大家会在通缩或通胀上出现争论?因为疫情期间,为对冲疫情冲击,世界各国央行都发行了大量货币。很多人简单地根据货币发行量来推断未来通胀提升的水平,这种观点存在问题。原因在于,各国都存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,各国央行货币的投放并没有转换成有效需求,从而出现流动性偏好陷阱。

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。过去20多年,日本央行发行了很多钞票,“直升机撒钱”,但通胀率依然非常低,也没有出现通缩。所以,对于现代经济通胀的形成机制以及价格水平与货币供应之间的关系,特别是跟央行扩表之间的关系,要做有效分析,不能简单化。

目前一定要关注国内经济的两大现象。第一,虽然我国M2的增速已经出现明显提升,但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并没有常态化,即有效需求不足反而加剧。正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,我国才出现“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”的变化。因此,在没有使有效需求提升之前,货币供应与通胀之间不会出现一个简单的正比例关系。

第二,今年上半年,我国价格下行幅度较大。CPI下行3个百分点,PPI下行接近4个百分点,连续4个月出现负增长,说明工业萧条已经开始出现。此外,核心CPI已经接近1%,说明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既不是通胀也不是滞胀,而是有效需求不足—当然也不能简单概念化,认为这就是通缩。

实际上,为防止有效需求不足、物价过快下滑,进而又加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,正是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。

时代周报:影响通胀的主要因素有哪些?

刘元春:通胀理论成因有四。一是需求拉动。在短期内,供给能力基本上是既定的,影响通胀的核心因素就是需求波动。而在短期需求波动中,消费一般比较平稳,投资变化则很关键。在中国,投资变化跟信贷是否宽松、土地闸门是否宽松、整体投资收益预期是否高涨等因素均密切相关。总之,在常态下,短期通胀主要是需求端带来的,而需求端的变化主要是投资端导致的。但除了需求端,疫情还给供给端带来冲击,造成很多企业破产。疫情对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冲击,在不同阶段的反映不一样。在疫情初期,对供给端的冲击更明显。但当复工复产到一定程度,对需求端的冲击就会全面显化。因此,在疫情特殊时期,不能按照一般的通胀理论来分析。

造成通胀的第二个原因是供给端的成本推动,第三是预期型,第四是输入型通胀。一般情况下,货币只是影响通胀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基础性因素,货币可能影响预期,也可能影响需求。但在疫情下,在短期价格水平变化中,货币供应量和短期通胀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多变异:要看是否存在流动性偏好陷阱,是否出现大规模金融泡沫和“脱实向虚”的资金流动,是否存在预期和其他因素的扰动。

疫情就是一个超级扰动因素。现在我们发现,各国央行投放大量货币后,虽然通过直达模式给到居民和企业,但很多居民和企业拿到钱之后进行存款,投入到金融领域,最后实体经济的价格、供需状况没有发生变化,但金融领域的供需状况却发生了变化,导致短期金融工具的价格上扬,甚至出现局部泡沫。这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。目前美国的企业信贷收缩得很厉害,但股票市场依然火爆,导致美国物价水平下降得很快。 

时代周报:我国是否也面临同样问题,大部分货币没有流到实体或者中低端消费领域,反而流向了资本市场? 

刘元春:这种现象目前在我国还未系统性发生,也没有美国那么严重。

我们的资本市场一直较为稳定,同时也采取了很多配套政策。比如以财政政策为主体、货币政策辅之,而不是大水漫灌。通过项目挂钩、财政投放、货币跟进的模式,有效加强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。在疫情特殊时期,从整个世界范围内看,中国整体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比例还是相对偏高的。

但同时必须警惕,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征兆:第一,今年上半年,结构性产品和结构性存款上涨较快,这意味着,很多企业经过短贷长投进行资金套利;第二,企业存款和居民存款同比上升较大,值得监管机构关注。

PPI在五六月触底

时代周报:5月CPI重回“2”时代,这意味着什么?

刘元春:第一,一年期存款利率可能要开始为正,即实际资金使用及价格有所提升;第二,在食品和能源等产品上,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。因为供求平衡时,物价水平应该在2%左右,但当核心CPI接近或低于1%时,把结构性因素剔除后,表明有些行业已经相当不景气。

现在CPI回到“2”时代,对我国而言,就表明增长已经不太正常。同时要提前考虑,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抬头。 

时代周报:5月PPI同比下降3.7%,且为连续第四个月负增长。这是否意味着通缩?随着全球经济缓慢复苏,国内PPI将在何时迎来触底?

刘元春:PPI下降并不意味着通缩。通缩是指整体物价水平走低,但我国目前还处结构性收缩阶段,只是在工业领域出现萧条,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行业,已经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。

目前已经明确的是,中国经济的底部在一季度,但价格表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。今年五六月份可能就是PPI的底部,拐点性的变化会在近期出现。

我的判断是,到三季度末,PPI会出现收窄,但收窄幅度不会太大,到年底预测会达到-1%左右。近期,整个工业领域的复工复产态势较好,即供给能力恢复得不错,但需求还没有完全跟上。同时,PPI收窄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,原因有两点:一是技术因素。如果一揽子规模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落实,特别是投资出现较大幅度回升,有效需求得到进一步提升之后,缺口才会缩小;二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

但一定要清楚,如果疫情防控没有取得阶段性胜利,疫情救助没有得到有效实施,有效需求扩张计划和经济复苏计划就无法得到有效落实,也就不可能出现经济的常态化。很多国家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:如果没有前面两个前提,而贸然采取经济复苏计划,复苏的基础不扎实,政策传递机制也缺乏有效途径。 

时代周报:去年下半年以来,国内PPI一直在均线上下浮动。PPI持续低迷,对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? 

刘元春:去年推动“六稳”工作,在下半年对工业起到很好的提升作用。但疫情带来非常大的冲击,恢复会比较缓慢。目前,整个工业体系要恢复到去年年底的状况,存在一定难度。首先是能源价格水平大幅度下降,导致能源成本冲击非常明显;其次是中国供求之间的缺口很难在今年完全弥补。原因有两个:一是内部投资需求难以快速提升;二是我国大量的工业品主要用于出口,预计将会迎来一波强烈冲击。因为全球疫情的蔓延,导致全球经济二季度和三季度的下滑幅度可能大于预期。

国内PPI持续低迷将带来两大影响:第一,工业品销售价格一直下降,呈现负增长趋势,导致我国工业领域的企业盈利恶化,对企业经营带来很大的持续性冲击;第二,导致未来收益预期持续下降,投资信心不足,进一步导致内生性的投资下滑。当然,工业品价格下降,如果消费品价格能相对稳定,会产生消费品成本效益,但目前很难判断会产生多大效益。

一揽子规模性政策须有弹性

时代周报:我国M2增速已超过11%,但投资和消费增速仍然不足。针对这个问题,尤其是在疫情特殊时期,应该怎么办? 

刘元春:第一,一定要有常态化心理,承认货币政策的局限性。在危机期间,全世界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传导都是不畅的;第二,进一步创新货币政策工具,使其结构性导向、项目导向和直达导向更加强化。当然现在也在这么做,比如中小企业信贷支持计划、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。但需注意,这些工具一定要把握好度,一旦超过了其可承受性和科学性,就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。比如在防止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的同时,应当在龙头企业和大型项目上着力,使其通过供应链,带来国民经济循环,帮助中小企业在订单、资金等各方面的全面启动和复苏。

时代周报:在你看来,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,下一步通缩的压力可能会急剧加大。对此,政策层面会面临哪些调整?

刘元春:第一,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“一揽子规模性政策”的整体定位非常科学精准,关键在落实。考虑到疫情变化的不确定性,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在实施过程中,必须要有弹性和灵活性,以适应未来一些大的、非预期的新变化。比如复工复产速度较快,但在此过程中,有效需求不足在加剧。那么在短期内,必须提升有效需求不足,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,而不是过分强调行政性的复工复产。行政性的复工复产,必须向市场常态化循环基础上自发性的复工复产迈进。

第二,对原来短期的供给侧扶持政策和救助政策的力度要有所减缓,适度向中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转变,适度向需求侧进行转变。同时,在需求侧的救助上,要从简单的救助层面向需求快速扩张上转变。用两个转变,来适应目前的新阶段,即供给侧的复工复产已经基本完成,但需求侧非常滞后。比如,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、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直达基层,基层在各项救助落实的基础上,如何展开项目规划?如何借此提升有效需求?对边际人群的困难补贴,要跟需求扩张联系起来。另外,基层的疫情救助,要从对中小微企业的救助,适度向居民阶层倾斜,对企业的救助相当于扩供给,对居民的救助相当于扩需求。 

时代周报:海外疫情仍在蔓延,各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、限制粮食出口,中国经济是否担心输入性通胀? 

刘元春:目前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第一,1―5月份各国公布的CPI、PPI显示,全球物价水平都在下降;第二,对中国输入性通胀影响最大的是石油价格,但目前包括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同比降幅很大。不过,仍然需要对大米等粮食产品有一定警觉,最近出现了一些异动,国际粮食价格出现上涨,但这对全球低通胀、低价格水平的态势没有根本性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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