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交所:一直都是试验田

2019-08-14 17:37:06

本报记者 吴晓蕾 发自深圳

“许多外国人并不知道深圳在哪里,但是他们知道中国有个深圳证券交易所。”说起这句话时,66岁的禹国刚难掩笑容。

1990年12月1日,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—深圳经济特区,深圳证券交易所悄然诞生。当时,几乎整个中国的人们都以新奇、迟疑的目光,揣测着这个新生儿的命运。没有谁会料到,当时的这个“婴儿”已成长为全球融资额最大的资本市场,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生活和亿万普通人的观念。

今年8月26日,深圳经济特区迎来30岁的生日,而深交所也即将步入20岁的年华。作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和筹备者、创建者之一,禹国刚说,深交所不仅是改革开放的硕果之一,更已成为深圳特区的一张特殊名片。

抢闸出生

深圳和上海,谁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?这恐怕是历任证监会主席都不愿提及的问题。然而,关于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股份制改革萌芽出现在深圳这一点,却是毫无争议的。

从1982年深圳宝安率先发行1300万股票,到1988年4月1日深发展在深圳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交易,“股份制”和“股票”的概念从深圳这个边陲小城逐渐发散到全国。而在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规定》后,“老五家”股票在“老三家”证券部的柜台交易,更是构成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。

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,特区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。“钱从哪里来?”每个特区领导人的心里都画下了大大的问号。

“中央没有钱,你们自己去搞,杀出一条血路来。”当时,在邓小平这样的讲话背景下,特区政府大力发展招商引资。1988年5月,时任深圳市委书记、市长的李灏率团赴英、法、意三国考察。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有金融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,李灏备受启发: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,建立证券交易所,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。

自此开始,深交所的筹备工作被提上日程。

1988年11月,深圳市委、市政府决定建立“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”,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。而早前曾被派往日本专门学习过证券和证券交易的禹国刚,也被这位原来的老领导从深圳市中国银行里调出来,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技术性工作。

“我当时的任务就是组织人马,翻译香港的一套法律文件。然后,按照李灏早就提出的移植借鉴的指示,结合深圳特区实际,起草特区证券市场相应的法规草案,供市政府研究。”禹国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,短短五个月,他所在的专家小组翻译了《香港证券条例》、《香港联交所组织大纲》等资料共计超过200多万字。

而在随后的资料修订过程中,他们更是得到了由中信、光大等九家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组建的“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”(简称“联办”,后来更名为“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”)的大力协助,并将这些资料汇集印刷成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》。

然而,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过热的现象,却一度使深交所陷入“难产”。

由于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,供需严重失衡,交割手段比较落后,非法场外交易盛行。而恰在此时,《人民日报》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写了一篇内参,传到了王震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常委那里。股市中一夜暴富的例子使内地反应强烈。

“领导层对此意见不一,有主张继续加强管理的,也有主张取消试点的。证券市场的幼苗面临被剔除的危险。”禹国刚说。

除此之外,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股份所有制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问题上有着较大的争论,甚至在1990年5月禹国刚等人赴京申报时,“深圳证券交易所”这个名字都差点被改成“深圳证券市场”。

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尽管深圳最早向中央申报,但深交所的“出生证”却迟迟未能拿下。而当时的另一个背景是,上海方面因为要配合开发浦东,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直接借鉴了深圳固有资料与经验,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已呼之欲出。因此,深沪之间,谁能拔得头筹,成为一场暗中的角力赛。

因此,在得知上交所已准备于12月19日正式开业之后,11月22日,李灏、郑良玉、张鸿义等深圳市领导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的筹备工作,并当即拍板:不管有没有“出生证”,10天后,深交所这个孩子一定准时出生!

于是,1990年12月1日,在没有鲜花与镁光灯的关照下,深交所悄然开业。

“假如不是李灏及时拍板,假如我们不抢在上海前面,恐怕深交所的诞生还要被推迟很多年,甚至不可能出生。”禹国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。“但是,这正是特区‘敢为天下先’的魄力!”

磨难重重

深交所的诞生一波三折,但即使在它出生以后,仍经历了重重磨难。

1991年,先前柜台交易时期潜伏的股市狂热后遗症逐步显露。深交所开业以后,股市连续暴跌10个月,巨大的压力笼罩在深圳的上空。

1991年8月19日、21日、23日、25日,副市长张鸿义连续四次召开“救市”会议,动员机构入市,加强市场的支撑力。但是,收效甚微,股市继续飞流直下。

“关键问题是大家对股票这个东西还不太了解,不知道跌到什么时候是个底,所以大家都不敢拿钱出来。”这个时候,禹国刚急了,8月25日的会议后,他和深交所监事长董国良当晚先后到李灏、郑良玉和张鸿义家,请示筹资2亿元用于“救市”大决战,终于从市国投、市投资管理公司等单位筹到资金,并以深圳股市“调节基金”的名义,由深圳市财政局副局长金明、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指挥“救市”。

1991年9月5日,深证股价指数由基日(1991年4月3日)的100点跌至45点,股市市值已由50个亿跌至当日的35亿。发展银行股票跌至13.70元/股,其他几只股票跌得更惨。

“我们“救市”的策略是,稳住龙头—发展股,带动万科、金田、安达等股价改变局面,稳住大市。”禹国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。

1991年9月7日,深圳股市“调节基金”入市,当天奋力将发展股价托到13.85元/股,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。但随着深圳股市“调节基金”的继续介入,从9月14-29日,股市再没有出现过去的大起大落。10月10日,发展股冲到26元/股,其他股价也上来了。到11月14日,深证指数创下了收市报136.9点的当年最高纪录,日成交额也于11月13日达到1.1亿元的新纪录。这次被誉为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救市行动,终于告捷。

“现在回头看,当时的‘救市’措施是在市场‘失灵’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成功范例。”禹国刚说。也正是这一次“救市”先例,为今后的政府救市提供了参考经验。

可是,市场的稳定并未维系太久。时隔不到半年,深圳股市在一级市场发行1992年度新股时,又发生了所谓的8·10风波。

当时,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,新股发行还处于摸索阶段。在沪深两地,出现了一种新事物—“新股认购抽签表”,股民通过购买抽签表,可以获得申购新股的权利。而通常的情况是,一级市场申购到的新股,在二级市场就意味着财富的成倍增值。

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,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。1992年5月21日,上交所放开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,引发股市暴涨。由于没有涨停板限制,沪市一日涨了105%。随后,股指连飙两日,25日,行情触顶,报1429点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:中国股市能令人一夜暴富。

而深圳在8月初,就发布了第二次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的公告。1992年8月7日,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就抽签表发售接受《深圳特区报》的采访时称,当年深圳计划发行A股5亿股,预备发售500万张认购抽签表,中签比例10%。

1991年深圳的新股认购抽签表首次发售,价格仅为1元一张。而此时,抽签表价格已经涨到100元一张,8月9日、10日两日在全市300个网点发售。每个身份证限购一张抽签表,每人限持10张,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。

“于是,全国的身份证都一麻袋一麻袋地往深圳寄,在8月9日之前几天,发售网点门前就有人开始排队了,排队的人大概加起来有120万。大家不分男女老少、已婚未婚,都紧紧地前胸贴后背地抱在一起,生怕队伍散了就错过了发财的好机会,蔚为壮观。”原《南方日报》驻深圳记者站站长、曾随同采访邓小平1984年南巡的李通波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,仍历历在目。

然而,开售没多久,就传出消息称各网点新股认购抽签表先后售罄。随后,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曝光。于是,8月10日傍晚,愤怒的人们聚集在市政府前,高呼“我们要股票”“我们要公平”等口号,场面十分混乱。紧急情况之下,深圳市政府只好决定再增发一倍认购表以缓解购买压力。

“最令人气愤的,是8月11日的《深圳特区报》发表文章竟然称,10日的售表是本着‘公平公正公开’的原则进行的,只有一小部分人聚众闹事云云。”李通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,当天上午看完报纸之后,他开着南方日报的车去市里参加新闻发布会。路上,他的车被同样愤怒的群众砸烂了挡风玻璃。

“他们显然并不是针对我所在的单位,而是因为对媒体说谎而生气。”而当天上午的发布会也因受到各大媒体记者的质疑而演变成声讨会,以致最后郑良玉不得不亲自赶到现场赔礼道歉。

据后来的清查,8·10风波中股票舞弊者涉及金融、监察、工商、公安等系统75人,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。涉案人员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。

“尽管8·10风波与只负责二级市场运作的深交所毫无关系,但它却大伤了深圳股市的元气。”禹国刚说。

“8·10”风波后,深圳股市的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猛跌到8月14日的285点,跌幅为8.1%。而深指从此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股市价164点才止跌反弹。

与此同时,上海股市受深圳“8·10”风波影响,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,跌幅达 19%。这在上海股市,实在罕见。

情迷创业板

8·10风波后的两年,深圳市政府基本对于深交所的发展、建设、管理采取“不管”的态度,而1994年3月,深交所单方面宣布停止上新股的举措,更是被上交所一下子拉开了距离。到了1995年夏天,深交所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。

1995年8月,沪市发生了转配股非法流通上市的“长虹事件”。而对沪市发展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“3·27国债期货事件”,更是大伤了沪市元气。

到了1996年年初,有消息称,证监会当时已经有一个意见,准备深圳、上海两个交易所重新分工,要把深圳搞成一个叫科技板的市场。时任深交所总经理的庄心一立即写报告给当时的副市长武捷思,希望由深圳市政府出面说服证监会,宽限几个月。

神奇的是,1996年4月以后,大打“服务牌”的深市居然真的率先启动,在上市公司数、上市证券数、成交股数、成交金额、投资者数量等上升指标方面遥遥领先,1996年深市全年成交金额逾1.39万亿元。基本形成全国性市场。1997年7月2日,国务院决定,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。

1999-2000年间,正是美国纳斯达克最火爆的年代。而作为几乎一样的深、沪两个交易所,如何避免同质化,则成为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一块心病。

在听取了一些建议以后,朱镕基开始考虑将上海定位为主板市场,把深圳建成为二板市场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,原拟2000年度推出的深圳创业板胎死腹中。

“尽管创业板未能如愿推出,深交所也并未放下开拓创新的脚步。”禹国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。

在深交所的创新与努力下,2004年5月17日,中小企业板正式开启,并于6月25日推出首批8只中小企业股上市交易。截至2005年秋季,共推出50家中小企业股挂牌买卖。

“这件事意义重大—既解除了深交所的生存危机,又开创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新局面。”禹国刚说。因此,在他看来,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的终于推出,确实是“夙愿已达,来之不易”。

根据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近期发布2010年上半年全球资本市场IPO及二次融资统计报告显示,上半年,深交所已跃居成为全球融资金额最大的资本市场,而中国也再次成为全球IPO最活跃的国家。

有人认为,这一优异成绩,为其所在的特区献上了一份祝寿的“大礼”。

但也有人认为,从最先被开设,到一度险遭关闭,又到如今的创业板,作为一块试验田,深交所从未忘记自己“开拓创新”的使命,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一项项重任—正如深圳这座城市。

而深交所,也正和深圳一样,面临着下一轮的新挑战。

本网站上的内容(包括但不限于文字、图片及音视频),除转载外,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协议授权,禁止转载、链接、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。违反上述声明者,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其他媒体、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,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:chiding@time-weekly.com

相关推荐
新三板改革上半年成绩单:融资106.29亿 环比升17.43%
3年8亿元预付款未交付?博雅生物再收深交所问询函
时代银行周报 | 网传证监会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,渤海银行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
上市20年 港交所镜鉴
扫码分享